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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

http://www.sina.com.cn  2010年08月21日14:35  《瞭望新闻周刊》

  《瞭望》文章:本刊专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:

  未来三十年的深圳使命

  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,要允许深圳继续先行先试,甚至允许出错

  文/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张辉

  实习生孙玍

  1983年,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任职的郑新立,第一次来到深圳,看到的还是一个小县城。25年后的2008年,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新立,再次带队考察深圳,“小树已经参天”。这次,他把考察报告定名为“横空出世看深圳”。在他看来,只有这个题目,才能概括深圳特区成立30年的变化,及其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。

  作为中央智囊团的关键人物之一,多年来,郑新立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,并多次为国为民建言献策。在接受本刊专访时,他认为,在今后的30年里,中国的改革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,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会比前30年少。在新的时期,作为“中国改革试验田”的深圳已“不差钱”,政策层面应允许深圳继续扮演“先行先试”的角色,允许深圳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,“甚至可以允许深圳出错。”

  求解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  《瞭望》:今年1月,汪洋在参加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时,提出了三道题:特区过去30年干了些什么,有什么经验教训?在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做什么,怎么样实现加快发展?今后30年还能干些什么,怎么样再创特区新辉煌?你怎么看这三个问题?

  郑新立:应该说,关于前30年深圳的发展,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作用,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。关键是,今后30年深圳怎样继续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继续充当“领跑者”的作用?

  今后的30年,面对新形势,新的问题还要继续改革开放,继续探索发展道路。一代人,只能解决一代人的问题。今后20~30年,你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,是深圳的开拓者们几代人所没有面临的新问题,这需要你们继续用改革开放精神去解决。

  这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带领中国冲出中等收入的陷阱。这是全国,也是深圳今后20~30年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。一般来说,人均收入在3000到10000美元之间,总的来讲叫中等收入。现在,就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,典型的有拉美陷阱,也有东南亚国家陷阱。

  这样的问题,中国未来20~30年就将遇到,直接关系着中国的人均GDP能否冲到10000美元以上。今年,中国人均GDP可能要达到4000美元,将来,如果翻一番就是8000美元,再翻一番就是16000美元。我们要争取实现人均GDP翻两番,一股作气地冲破人均GDP10000美元。如果能冲过去,一人10000美元,总量就是13万亿了,和美国就差不多了。

  《瞭望》:为冲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中国应采取什么发展模式?

  郑新立:现在看来,无论是拉美,还是“东南亚四小虎”,能否冲破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其核心问题就是,能否形成以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为依托的技术密集、知识密集型产业,从而形成国际竞争力,能够支撑本国货币的升值、支撑就业的扩大、支撑出口的持续增长。

  如果仍靠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,仍靠加工贸易,仍靠出口资源,那么注定不可能冲出10000美元关口。

  《瞭望》:未来深圳会是什么样子?有哪些新的任务?

  郑新立:珠江口东岸,现在形成了同一个城市群:香港、深圳、东莞、广州、佛山。这个狭长地带,南北仅200公里,东西仅50公里,但是,却聚集了5000万人,GDP总量5000万美元。这里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块地方。

  根据广东省的安排,我们调研组正在做关于扩大粤港澳经济合作、形成粤港澳一体化经济体系的研究。现在,从香港到广州要建城铁,这意味着,珠江口东岸的五个城市将可以做到生活上同城化、经济上一体化。而且,五个城市之间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,形成一个整体的竞争优势。

  我算了一下,到2030年,珠江口东岸五城市GDP总量可以在2万亿美元以上。这相当于甚至超过现在的纽约经济圈和东京经济圈的规模。而在这五个城市之中,从增长速度上讲,深圳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,发展是最好的。要不了几年,深圳在这五个城市里将起到核心作用。

  到时候,深圳将承担着很独特的任务。因为它紧靠着香港,又连接着东莞、广州和佛山。实际上是通过深圳和香港的经济融合,实现深圳和香港的要素的优化配置,把香港在信息、管理、贸易、法律等方面的软件的优势和深圳的实体经济的创新、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,有利于把香港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化。

  近期,深圳通过填海的方式,在蛇口造了一个有十几平方公里面积的前海区,紧靠香港。深圳市想把前海区打造为深港经济融合的实验区,要在那块空地上做文章。依靠那十几平方公里,打造世界第三经济增长极。

  《瞭望》:如何发挥深圳领跑者作用?

  郑新立:带领中国经济冲出中等收入陷阱,我想这是深圳在未来要担负的最大作用。深圳要发挥领跑者的作用,要成为中国的硅谷,要成为新技术产业的培育、孵化基地。

  下一步,深圳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要进一步转移,腾出空间来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。

  深圳现在已有了四个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高新技术企业:华为、腾讯、中兴、比亚迪。其中,比亚迪去年还被评为全世界科技型企业的第一名。以后,深圳要继续培养出一批类似企业出来,要形成一种机制。并把这种机制移植到全国其他地方,要摸索出一套可以复制的经验和制度来。

  应对发达国家挑战

  《瞭望》: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,新30年中国还将面临哪些挑战?

  郑新立: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,经济总量的增长,发展面临的阻力也更大。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,但今后在海外贸易、投资、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如何排除贸易争端和壁垒等方面,都会面临很多新的困难。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所没有的。此时,如果“一着不慎”,就可能会“满盘皆输”。

  《瞭望》:对此,中国应怎样应对?作为试验田的深圳,又该如何把握住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?

  郑新立:外贸顺差就等于总储蓄减去总投资。面对欧美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,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,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提高工资,增加消费。这样,不仅有利于减少总储蓄,缩小外贸顺差,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,即通过扩大消费来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。

  希望深圳能够就此进行探索。比如,逐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,可以每年提5%,给企业一定的消化工资成本上升的空间。同时,通过改善企业管理、开发新产品,实现产业升级。

  而且,凡有条件的中国企业,都应搞国际化经营,特别是要开拓多样化的国际市场,同新兴经济体搞贸易,改变出口过度依赖美欧日的状况。

  另外,要通过海外并购,特别是并购有一定技术资源的企业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。通过海外并购更多的国内短缺的资源,像石油、天然气、铁矿、铝矿、铜矿等,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。

  与此同时,要培养一批类似波音、IBM、微软、英特尔之类的“百年老店”。这些都需要深圳有所探索。一旦这些力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,我们就不怕少数发达国家“使绊子”,不怕人民币升值。特别是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,开拓多样化的市场,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。

  社会体制改革的压力

  《瞭望》:这些年来,我国社会发展相对落后。对此,深圳是否也应探索答案?

  郑新立:中国确实存在你所说的这些现象。最近,深圳市委交给我一个课题,我现在正在组织各方力量研究,内容就是深圳市如何改革社会管理体制、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。在此方面,深圳应走在全国的前面。

  当前,全国的改革开放下一步的重点,实际上已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到了社会体制改革。深圳要通过发展社会事业,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,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,打造“和谐之都”。

  《瞭望》:深圳在社会管理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?如何打造和谐之都?

  郑新立:最突出的就是,外来流动人口的问题。

  比如富士康,在深圳有43万员工,一个企业既要管生产经营,又要管理43万年轻人的生活,很难不出问题。城市管理应通过社区的完善来加强。比如,通过建立社区的服务体系,使年轻人在工作之余能够有休闲娱乐的场所,有诉求表达的场所和精神生活的寄托。

  从收入分配来看,要思考如何通过收入分配调整,形成“橄榄型”的收入分配结构,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。举例来说,华为新来的大学生每月可拿到5000多元,员工持股占50%,这种内部分配制度就比较和谐。

  但是,富士康的打工仔一个月才1000多元,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却是他们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。管理层和员工缺乏交流,没有认同感。从而导致员工心理出现问题,自杀事件频发。前不久富士康公司接受教训,率先给农民工涨工资,这在全国带了个好头。但还要进一步分析深层原因,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。

  深圳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。我们要思考如何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,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与经济发展同步,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套完善的体制。这里面涉及内容广泛,包括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、文化产业、社区管理等。

  继续“先行先试”

  《瞭望》:总体来看,在今后30年里,深圳这块“试验田”,要试验什么?

  郑新立:要打造四个“都”:第一,深圳要继续成为创新之都。前30年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了一套体制机制,建立了一大批的内资高技术企业。今后,还要围绕着怎样优化自主创新环境下功夫。深圳要借助创业板加快风险投资,鼓励创业等政策环境、社会环境的优化和完善,在全国带个头。

  第二,要成为服务之都。转变发展方式的第二个转变就是要发展服务业,改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。有人认为,转变发展方式,搞集约发展会减少就业,这个矛盾如何解决?事实上,中央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,发展服务业就是要扩大就业。美国80%的劳动力在服务业,伦敦人口1200多万,有4/5的人从事服务业,纽约、东京也类似,因为服务业比重很大,这些城市充满活力。而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仅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33%。

  深圳应把生产性服务和现代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,大力发展金融服务、科技服务、设计服务、创意服务、物流服务、法律服务,等等,为全国作出表率。

  第三,深圳要成为和谐之都,实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,实现社会和谐。

  第四,要成为开放之都。现在,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,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,同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。十七大提出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,今后30年我国的对外开放,面临着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情况。

  深圳要在全国的对外开放中探索新的经验。比如,如何让企业走出去,如何进行海外投资和并购,如何获得更多的资源勘探权、开发权,如何到国外开展加工贸易等。深圳要在探索中,提供好的经验,通过帮助企业走出去,形成更多的跨国经营的业务,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。

  另一方面,深圳应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性城市,吸引更多的人才。与美国相比,我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和服务业滞后上。美国吸引着全世界的科技人才,所以在科技上处于领先水平。深圳应借鉴这一做法,吸引更多的人才。

  《瞭望》:未来,国家还会像过去一样继续对深圳进行政策倾斜吗?深圳还需要什么政策?

  郑新立:事实上,随着开放政策的逐步扩大,早年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已成为普惠政策。2009年,深圳GDP总量已达8000多亿元,全口径财政收入2765亿元。深圳并不缺钱,也充满活力。此时,深圳只要有一个政策就行了,那就是,继续允许深圳“先行先试”,允许深圳用改革的办法,来解决发展中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。

  比如,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,允许深圳往前走,甚至允许出错。错了没关系,错了以后可以再纠正。

  比如,住房制度改革。现在深圳房价长期处于高位,直接影响到在深圳的生活成本,损害了深圳的竞争力。现在深圳正在考虑构建适合其特点的住房保障体系。一方面,有钱的人要买好房子,不能限制;另一方面,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“住有其居”的目标,保证所有人能够有一套跟自己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住房。这些问题,都将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所要面对的,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所要面对的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,不仅是深圳的事,更是全国的事。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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